题名
22225
00000000000000
彩调剧《刘三姐》创作始末
|
作者
22225
00000000000000
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
|
主题关键词
22225
00000000000000
文化研究
|
22225
00000000000000
刘三姐
|
文献出处
22225
00000000000000
柳州市文联《戏剧志》
|
图片
22225
00000000000000
刘三姐
http://202.103.241.70//00000000000000/20081107161838/1/5/0828163713.jpg
0828163718.jpg
http://202.103.241.70//00000000000000/20081107161838/1/3
http://202.103.241.70//00000000000000/20081107161838/1/3/0828163718.jpg
http://202.103.241.70:4237/UserCenter/usercenter?querytype=4&nodeid=20090317170409&viewc=0&rscid=20100108110337&bibid=22225&deptid=00000000000000&treeid=20081107161838&shownum=0
文件
彩调剧《刘三姐》创作始末
http://202.103.241.70//00000000000000/20081107161838/2/5/0828163522.txt
N
0828163522.txt
N0828163522.txt
彩调剧《刘三姐》创作始末
(1993年1月修订)
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
彩调剧《刘三姐》是柳州市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
1958年冬,为了选定具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的题材创作献礼剧目,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主办,市民革主委、副市长黎达愚先生主持,邀请地方长者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他们出谋献策,介绍柳州特有的地方掌故、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翟念劬、龙月卿、杨义、陈显扬、张振民等十多位地方老人。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洛满秀才兰生翠抗税反满;红船艺人李文茂柳州称王;侬智高大败杨文广;张翀弹劾严嵩;歌仙刘三姐;柳宗元及刘古香、陆阿苟等传说故事。经过讨论和文化局反复研究,建议桂剧团写兰生翠,粤剧团写李文茂,彩调团写刘三姐。由于彩调团创作力量较薄弱,特约文化馆干部曾昭文为该团编写彩调剧《刘三姐》。
曾昭文应约后,即以第二文化馆组织的“民间艺术演唱队”为基础,邀请本市民歌手李二姐(春华)、黄二娘(琼珍)、韦伯(成勋)、熊昆山等开了个“刘三姐”专题座谈会。当他们听说要把刘三姐编成戏来演时非常高兴,不仅提供了不少流传于柳州的有关刘三姐的故事和山歌,还一再嘱咐要把刘三姐写好,如果需要帮忙,随喊随到。由于彩调团急于参加将在1959年3月举办的柳州地市文艺会演,该团指导员吴嗣强天天到曾昭文处催稿,写一场拿走一场,刻印一场,至1959年元旦完稿。原剧写刘三姐以山歌歌唱生活、歌唱劳动,揭露财主阴谋娶三姐为妾以扼杀山歌,三姐提出要结亲先对歌,于是财主重金请来三个秀才与三姐对歌,谁知大败,财主凶相毕露,终于逼三姐跳入龙潭骑鱼成仙。场次安排为:洗衣、定计、歌圩、说媒、对歌、砍藤、遇救、带信、成仙。(后称第一方案)。
1959年3月,该剧由曾昭文导演,参加柳州地市文艺会演。同时参加会演的还有宜山桂剧团的《刘三姐》。该剧写三姐哥哥因舆论压力(说三姐唱歌有伤风化)先是千百计阻止她唱歌,要她在无月炎夜去拣艾菜,不准掺杂一根野草,否则不准唱歌。三姐用山歌唱出皎月,照着她拣艾菜。又要她雪夜砍五十担柴,否则不准再唱山歌,三姐用山歌唱来猴子、兔子等动物帮她砍柴……最后逼死了三姐等等。该剧目乃搭桥戏,缺乏加工提炼,故而思想性艺术性逊于彩调剧《刘三姐》。会演大会评委会一致认为:两个《刘三姐》,不仅剧种不同,主题各异,而且有文野之分,风格之别。最后决定彩调剧《刘三姐》和桂剧《兰生翠》、粤剧《李文茂》等剧组组成“柳州地市文艺代表团”参加全自治区的向国庆献礼剧目汇报演出。曾在桂剧《刘三姐》中扮演猴子和兔子角色的演员文辉和邓柏龄等,也由地区文化局将他们抽到上述剧组担任角色。赴区汇报演出前,由龚邦榕对《刘三姐》进一步加工。
剧团出发前一晚,邓凡平代表市委对《刘三姐》作最后一次审查,地方长者龙月卿、杨义和陈显扬也应邀一道看戏。邓凡平就《刘三姐》创作,发表了两条重要见解:第一刘二是疼爱妹妹的,虽胆小怕事,但不是迫害刘三姐的帮凶,我们要为刘二平反;第二,莫怀仁与刘三姐的关系,是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要加强阶级斗争的意识。这些见解,在后来的彩调《刘三姐》第三方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1959年4月,彩调《刘三姐》在南宁参加全区献礼剧目汇报演出后,报纸、会刊和群众评议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基本予以肯定。大会还安排了曾昭文和龚邦榕分别就创作《刘三姐》和运用民歌表现《刘三姐》作了大会发言(详见大会会刊影印件)。但是,也有少数戏剧专家提出异议:“认为大量运用民歌曲调使《刘三姐》山歌不山歌,彩调不彩调,风格不统一”,挖苦《刘三姐》成了姜子牙的坐骑“四不象。”。“戏剧需要动作性的语言,而山歌是形象性的语言,用山歌写戏,缺乏动作性……”,以及“刘三姐”“是智慧的化身,不是斗争的女性……”,对“刘三姐”基本给予否定。正当专家与群众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时,中国戏剧研究院院长张庚和诗人、戏剧家贺敬之赶来南宁观看汇报出,区文化局便组织柳州代表团专门为他们演出了一场。中场休息时,张庚当着剧团领导和编导对区文化局副局长郭铭说:“这个戏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都非常浓郁,内容新,形式美,整理一下可以拿到北京去;”贺敬之接着说:“这个戏很好,就是这样拿到北京去,就足以迷住北京观众。”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但郭铭却冷淡地说:“这要看他们的努力了。”(汇报演出后,他悄悄组织区歌舞团的人另外赶写一个《刘三姐》,想抢先拿到北京去露一手。)
第二天,张庚和贺敬之约见编导谈观感(曾昭文因准备大会发言未参加)、提意见、出点子,鼓励他们要树立信心,拿出决心来改好这个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贺敬之还以创作《白毛女》的经验启发说:“《白毛女》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升华出来的,你们要依靠党的领导关怀,向民间学习,进一步挖掘主题的社会意义,一定可以改好这个戏……”,并且关心地说:“改好后寄给我,或派人送到北京找我,我帮你们找专家出点子,改好这个戏。”后来,他还托市彩调团带了一封信给市委书记肖寒,祝贺《刘三姐》演出成功,并建议市委花大力气推这个戏上去。汇报演出结束后,区党委宣传部长葛震在总结大会上说:“用山歌塑造歌仙形象,作为刘三姐这个特定的题材,方法是正确的。可以用山歌写,用民歌演,希望作者采用和创作更好的山歌。写好《刘三姐》,希望剧团采用广西最美的民歌曲调来表现《刘三姐》,务必把《刘三姐》从现有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这给剧团和编导很大的鼓舞。
汇报演出归来后不久,葛震来柳州视察工作,又特意在柳州饭店约见邓凡平,指示说:“要组织力量下去采风,把最好的山歌,优美的民歌曲调收集起来,用到《刘三姐》里去。”同时,他还找肖寒书记落实此事。于是,市委决定抽调邓凡平出来具体抓《刘三姐》剧本的修改工作,宣传部的事则由文教书记梁山暂时代管。
邓凡平向市委推荐牛秀和黄勇刹一道参加剧本的修改工作。同时,建议在创作修改前,首先深入生活—下乡采风,任务是:收集民歌、民歌曲调以及当地有关刘三姐的各种传说故事,为修改剧本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刘三姐》创作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时间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五月二十七日,采风工作开始了,兵分两路:东路去阳朔和桂林一带,由牛秀领队,成员有吴超凡和章文林;西路去宜山和罗城一带,由邓凡平领队,成员有龚邦榕和黄勇刹(一稿作者曾昭文因借去区群众艺术馆写节目,故未能参与采风)。东路除口碑资料外,侧重收集文字资料,主要从各县县志和广西通志等志书文献中摘录有关刘三姐的诗文、山歌和传说(掌故)。他们搜集的材料中有代表性的是:①《古今图书集成》中张尔翮《刘三妹歌仙传》;②《池北偶谈》中关于刘三妹的记叙;③贵县县志关于刘三妹的记载;④刘三姐在桂林七星岩的传说……”等六篇(详见柳州市文化局戏研室59年6月编印的《刘三姐资料选辑》第二辑“桂林采访报告”一文)。西路采风获得大丰收(详见柳州市文化局戏研室59年6月编印的《刘三姐资料选辑》第二辑《宜山罗城采风汇报》一文):一是在座谈访问中,由于我们态度谦虚真诚和善于启发引导,歌手们打消顾虑,情不自禁地大放歌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精彩的民歌。参加座谈的著名民歌手有宜山的吴矮娘、韦娘、兰二娘、吴老年、黄文祥、林献交、吴一贵、邓天睽、韦炳兴(盲人)等,县政协副主席郭少英也出席了座谈会;歌才出众的吴矮娘,解放前唱遍六个县,所向无敌;罗城的歌手有罗冬梅父女及樟罗乡那位珍藏刘三姐叙事歌(十二首)的老歌手罗XX等十来人。他们的歌,有的经过我们加工改造直接用到了第三稿和以后各稿中,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绝妙好词。如:“公鸡仔,尾婆娑,三姐三岁就唱歌,不用爷娘来教我,肚里聪明莫奈何”。“现在人家也会唱,还是刘三姊妹传”这两句歌词,是那篇叙事歌的结束语,我们将其摘取加工,改写成脍炙人口的:“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又如吴矮娘她们为我们唱的那首旧社会骂寡妇的民歌:“妹命毒,青春年少死丈夫,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到了我们手中,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刻画财主狠毒心肠的佳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二是通过启发引导他(她)们诉说民歌手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这不仅增强了我们对他(她)们的同情心,,缩短了彼此距离,交上了朋友,有的歌手后来还到柳州“走亲戚”——探望我们,有的还参与了某些民歌的加工锤炼活动;而且还启发了我们的创作思路,从这些刘三姐“后代”身上,看到了歌仙刘三姐的影子,为塑造刘三姐形象增加了感性认识。
三是从歌手们的事迹介绍和唱山歌活动中,我们发现了新的情节,为丰富剧情与塑造人物找到了生活依据。如宜山歌手们讲述了民国初年县城歌手唱山歌揭露荔浦籍的县长(歌词为:“修仁荔浦永安州,一条河水两边流,男的在外当县长,女的在家要风流。”第二首山歌,前边三句与前首相同,最后一句为“刮得地皮起高楼”),县太爷抓他们挂牌扫街示众,但歌手们并不屈服,一边扫街一边仍然引吭高歌的故事。我们把这个素材发展成为“禁歌”与“抗禁”的重场戏,写出民歌手们的命运与他们的反抗精神。剧本的主题也随之得到升华。我们想把刘三姐塑造成“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斗争的女性”的愿望也就得到了实现了。再如,从旧社会歌手们一边挂牌扫街、一边放声歌唱的行动得到启示,创作出了一首“刀砍杉树不死根,火烧芭蕉不死心,刀砍人头滚下地,滚上几滚唱几声”的好歌,既符合李小牛的性格,又体现了当时歌手们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是59年8月邓凡平和曾昭文看了采排之后在和平剧场那间破屋里凑成的。又如,我们从罗城歌手们讲述的传说中,知道刘二兄妹自幼相依为命,哥哥带妹妹四处颠沛流离的情况,这种关系与某些传说中把刘二说成财主的帮凶截然不同,我们肯定了前者,摒弃了后者。因此,在第三稿中我们笔下的刘二,是一个“老虎不发威,别人以为它是猫”的人物,当他心爱的妹妹被财主迫害致死时,他豁出去了,火山爆发般地冲上前去与莫怀仁拼命。
采风的收获还远不止这些。我们的创作历程雄辨地证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确是颠朴不破的真理,创作组的智慧从何而来,不言自明。我们从内心感谢党给创作组指引了一条光明的大道——成功的必由之路,使我们这几个“土包子”增长了智慧,增长了才干。由于尝到了甜头,向人民学习,向民间学习,在第三稿及以后各稿的写作中,我们从没有间断过。如曾昭文,黄勇刹曾去过河池、东兰采风,龚邦榕、黄勇刹去过雒容采风,后来邓凡平、龚邦榕、曾昭文、牛秀又去过罗城的天河和怀群采风等等。他们每次都是满载而归的。这是柳州创作组的一条根本经验,成功的秘诀所在。采风归来,经过充分讨论,由曾昭文、龚邦榕将大伙讨论的意见整理出一个详细修改方案,受邓凡平委托,牛秀以市文联名义分别召开了全市新文艺工作者和剧团艺人的座谈会,就修改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但也有个别艺人提出了以莫怀仁和他的蠢仔父子两人争娶刘三姐为妾为主线来开展戏剧冲突,以增加喜剧色彩的修改意见。我们中了邪,按此意见于六月底写出了第二方案初稿(七月五日打印本问世)。
二方案送给领导和有关同志审阅时,邓凡平从外地开会回来,梁山同志把剧本退还,并一针见血地对他指出:“加了蠢仔这条线损害了主题,降低了艺术质量。”创作组同志也认为这样改,走了弯路,破坏了原剧的艺术风格。大家虚心接受市委的批评,将第二方案枪毙了。梁山还指示创作组要很好地利用采风成果,尽快写出第三稿来。于是我们在市政府那间“土地庙”式的信访室矮屋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首先讨论确定:一、必须把三姐写成既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斗争的女性;二、无论怎么改,歌圩、说媒、对歌、禁歌、成仙等情节必须保留;三、学习写山歌,争取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四、“唯陈言之务去”,凡别人用过的山歌、唱词,我们统统不用,要独辟蹊径。接着用先搭架子后充实的办法,由曾昭文、龚邦榕执笔起草,然后由创作组一字一句集体修改,补充定稿。足足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于七月底胜利地完成了使人耳目一新、轰动全区的《刘三姐》第三方案。并当即请市里各山歌手们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戏里有些情节,如从“定计”到“说媒”,从而引出“对歌”、“禁歌”,虽然与传说中的对歌完全不同,但三姐的形象更美了,立意更高了,她确实是我们心中的刘三姐。
也就在1959年七月底,创作组带着第三方案的初稿到宜山征求意见,在宜山的民歌手谈座会上,名歌手吴矮娘对“禁歌”很感兴趣,她说:“在刘三姐的传说里,虽多没有这个事,但我们经历过了”。大家认为“禁歌”和“反禁”,写出了歌手们的命运,十分赞赏。歌手们还说:上次采风座谈会上,我们介绍的山歌:“妹命毒,青春年少死丈夫,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你们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不但符合戏的需要,而且“起兴”和“对比”都合于山歌格式,很象老山歌。1959年8月初,第三方案投入排练,由龚邦榕、陆国灿、吴嗣强、熊枫凌组成导演组,龚邦榕执导。在排练中,发现秀才唱腔曲调与三姐唱的一样,既缺乏艺术对比,又不利于塑造人物;后由周志强根据秀才吟诗特点,创造出了“秀才腔”。以后,区市演出和电影都沿用了该腔调,甚至郭冠芳同志的遗作“了了罗”,也被人当作“公共财产”原曲照搬去了。在排练同时,由牛秀、黄勇刹、吴超凡携第三方案剧本赴北京向张庚和贺敬之等同志征求意见。贺敬之首先把剧本送给田汉等有关同志评阅,然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有赵寻、凤子等著名戏剧家二十多人。他们虽然刚刚看罢郭铭带队到北京内部演出的歌剧《刘三姐》,但却对彩调《刘三姐》(第三方案)更感兴趣,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些意见当即用长话传回柳州,马上在排练场上边排边改,使我们戏的质量又有提高。
在座谈会上,有些同志对区文化局副局长郭铭不支持下面的创作,而又另搞一套的作法颇有意见。贺敬之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做只能挫伤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繁荣创作。”
当时,《剧本》月刊准备发表第三方案,可是创作组接到区党委宣传部通知,指定应由广西先发,于是《剧本》月刊只选发了“对歌”一场,署名则由黄勇刹提议按姓氏笔划顺序,即邓凡平、牛秀、黄勇刹、龚邦榕、曾昭文执笔,上冠“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集体创作”。
1959年8月14日第三方案在柳州首演后,先后到区内各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各地来信邀请演出,索要剧本聘请指导和派人来学习的络绎不绝。区文化局也专电调彩调团到南宁汇报演出。接着宜山县文工团也到南宁演出彩调《刘三姐》第三方案,区里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广西日报》连续刊载了纪要和专题评论。
1959年8月29——9月14日,《柳州日报》全文连载了彩调《刘三姐》第三方案,紧接着,《广西日报》也全文连载了剧本,同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三次署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1962年夏,在蚂虫另岩市政工程处编写第六稿时,邓凡平曾提出过更改署名的建议,但未被采纳;直到1988年市修撰戏曲志时,由创作组集体讨论决定报市文化局,将署名顺序订正为:曾昭文、龚邦榕、邓凡平、牛秀、黄勇刹,五、七、八、九稿,则加上包玉堂同志的名字。
剧本发表后,中央实验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央歌舞剧院)决定派人来柳州帮助和学习《刘三姐》,并把它移植过去,于是诗人乔羽,导演周星华,音乐家舒铁民奉派来到柳州。感谢周、舒两位同志热情的辅导和鼓励,使《刘三姐》第三方案的音乐和导演增色不少。后来因修改剧本一时尚无定论,周星华提前回京,舒铁民则随创作组到柳州和百色等地区采风。
乔羽虽是诗人,但对广西民歌并不熟悉,加以语言不通,采风时除有少数手抄本可供他摘录外,对歌手们口传习诵信口唱出的最精彩的山歌却莫明其妙。甚至念给他听,也需要同去的创作组同志译解。如一次去鹿寨雒容,一位女青年干部陪他访问一位老歌手,当讲到传说中刘三姐有“神力”相助时说,她哥哥不准妹妹唱歌,就把一箩芝麻和一箩绿豆混在一起,要她在一夜之间将两者分开。她正着急之时,观音菩萨知道了,对她说:“蠢bai,笨bai,芝麻绿豆筛。”后来三姐使用筛子,一夜之间分好了……。
乔羽听不懂,就问那位女青年,弄得该女同志满面通红地走开了。后经创作组同志译解,他才感到很尴尬。舒铁民同志利用录音和记谱,搜集了不少民歌资料,到1959年底,他们因参加“双反”被召回北京去了。
1960年元月,创作组要求剧本有新的突破,又赶写出第四稿,并在市彩调团赶排出来,给第二次来柳的乔羽看。对第四方案我们仍感到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作者们很快放弃了,并立即着赶写第五方案。这时正逢地市合并,地委派包玉堂同志参加创作组,参与第五方案的创作,乔羽看完第四稿和演出后,到区党委宣传部去了一趟,返柳后他说,先协助我们搞好舞台剧,然后一起写电影剧本。于是创作组同志与乔羽同住在柳州饭店三号,在原有基础上研究第五方案创作提纲。二月,长春电影制片厂苏里来柳,很赞赏第五方案的故事结构。接着地委宣传部指示创作组搬至五号楼,集中精力赶写第五方案,乔羽也就在这时和我们分开住了。第五方案的创作提纲经集体研究确定后,由龚邦榕起草前三场,曾昭文起草后三场,再由邓凡平,牛秀、黄勇刹、包玉堂集体修改讨论定稿。审定一场,地委宣传部拿去打印一场,并将打印稿送给乔羽一份。第五方案剧本从起草到完稿,乔羽并没有参与修改本子,完成的是不知不觉的电影文学剧本,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当我们看到电影文学剧本时其故事情节只是在彩调《刘三姐》第五方案基础上加上个“霸茶山”“群众暴动”而已,至于唱词(山歌)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创作组呕心沥血的创作和改编的,也不管经创作组设计用于何处……,都一概被他作为“公共”财产“共”掉去了。他将分镜头剧本送给邓凡平时说:“我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你们的东西我用了,我的东西你们也可以用。”但是,创作组在五稿之后的各稿中,从未采用他的一字一句。我们有一条原则,没有能耐就不写东西,拾人涕唾的事我们创作组是绝对不干的。
1960年2月,创作组又对第五方案作了一次修改,于3月4日印成铅印本,报送区《刘三姐》会演大会,并于四月在全区《刘三姐》会演大会上与第三方案先后演出。
这次会演大会后,区文化局又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改写《刘三姐》邀请柳州创作组部分成员参加。当时我们认为,《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是一个集体,要么全体参加,要么都不参加。结果全都没有参加。后由区局另组班子,以会演大会“改编”的名义搞出一个民间歌舞剧《刘三姐》剧本来,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城市先后演出。1962年七月,创作组又写出了一个修改的稿本,并通过试演征求意见,最后于1963年4月写出第七稿,作为修改本由市文化局付印内存。创作组就是这样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长期磨炼,才宣告了《刘三姐》编写工作的结束,并写出长篇总结“后记”同载于后。,
但是,两年后,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场闹剧。1965年在全区创作会议期间,有一个非会议代表名叫刘自楚的人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说:柳州的《刘三姐》是照宜山桂剧《刘三姐》改写的。还要求澄清是非,大有“作者权益”卫道士之姿态。创作会议上也冒出个别唯恐天下不乱、见风起浪的人也说柳州创作组抄袭了邓昌龄的剧本……。当时,参加创作会议的柳州代表非常气愤,到区展览馆把展览用过的各个《刘三姐》稿本,一起借来,在创作会议住址(国旅)对到会代表展出,并严正宣告:如果柳州《刘三姐》的主题、情节、歌词与先它问世的剧本有相同之处,我们承认是抄袭;如果后它问世的剧本的主题、情节、歌词与柳州《刘三姐》相同,又当如何?并请代表们公断。到会代表经过阅读、查对,确认柳州市《刘三姐》与先它问世的剧本毫无共同之处,决不是抄袭,再不应胡说八道了。倒是后它问世的其他稿本(包括电影)却可以说是以柳州彩调《刘三姐》为基础的了。区民间歌舞剧本的改编者们还算尊重事实,在剧本上标明“创编”是柳州市刘三姐创编组。而《刘三姐》影片却无视事实,竟标明它是“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的,真是咄咄怪事!创作会议上群众的公论,使一场冤案得以昭雪,创作组的同志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从事文艺事业与创作的同志莫为名利明争暗斗,做无益的内耗。有些人不了解内情,以为《刘三姐》一个多月连印三次,发行二十七万多册,稿费一定很多,有利可捞,殊不知我们只得稿费350元,五个作者各得70元。与会者听后都为之哑然。他们说,剧本发行二十七万册,当时在全国算是最高的,而稿费才350元,又是全国最低的,这在文艺史上堪称奇迹!
在十年动乱中,广西当局下令讨伐“大毒草”《刘三姐》(以省一级政权的名义干这种“蠢事”,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口诛笔伐了好两年,声势非常浩大。创作组成员大多数成了牛鬼蛇神,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还受到处分,有的身上留下了后遗症。当此时也,没有哪一位英雄好汉站出来拍胸膛说,“我就是《刘三姐》的作者!”更没有人出来为当时成为“众矢之的”的柳州创作组解围、承担责任说:“柳州的《刘三姐》是抄袭我的”。但是,等到“四人帮”倒台了《刘三姐》平反了,有些人争名夺利的旧病又复发了。近几年,借修志写史之机,这种文人无行的勾当再次沉查泛起。当然,在这类人中,有的人可能昧于历史,以讹传讹,作了别有用心者的传声筒。但不排除有的人是居心叵测,确是想借修志写史之机浑水摸鱼,为自己和至亲好友们涂脂抹粉、捞取资本,而昧着良心不惜编造历史、歪曲事实真相,伤害别人的。由此看来,认真书写《刘三姐》创作历史,确是十分必要的了。
粉碎“四人帮”后,创作组于1978年1月重新改出“第八稿”,发表在《柳州文艺》78年第2期上。同年3月,柳州彩调剧团赴上海演出第八稿共两个月,盛况空前:上海电视台两次现场直播,其中一次直转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上海文艺界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详见《刘三姐丛书》之四《刘三姐评论集》第五辑“刘三姐重放光彩,彩调剧誉满上海”一文)一时间,上海刮起了一股“三姐风”(上海同志语,即唱刘三姐曲调)。上海电视台还打算为《刘三姐》全部录相。就在这时,自治区某领导却莫名其妙地急电催促剧团回柳。更不让到其他城市(已联系安排好的苏州、杭州、南京、武汉等地)演出。剧团遵命回柳后,又无其他演出任务,真使人百思不解其详。在那个武化领导文化的年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
1979年,文化部举办建国三十年全国优秀剧目汇报演出,广西由区歌舞团进京演出民间歌舞剧《刘三姐》。80年4月,汇报评奖揭晓,区歌舞团获演出优秀奖,文化部特将创作一等奖授予了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并由牛秀同志代表创作组上京领奖。这才算是弄清了真假包公,算是给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1991年夏,应热心文艺事业人士亚雪鲁君的邀请,我们再次深入罗城天河和怀群农村采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写就了彩调《刘三姐》的第九稿。参加这次创作活动的有:曾昭文、龚邦榕、邓凡平和牛秀。
1991年七月,创作组成员会面于桂林,委托邓凡平同志负责《刘三姐丛书》的编篡工作。他在区内外文化界同仁与至亲好友的通力支持和配合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丛书初稿的编纂任务。全书分传说,山歌、剧本和评论四个集子共一百多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融学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这是献给刘三姐创作35周年(1958——1993)的一件珍贵礼物,也是对哺育我们成长的人民母亲的又一次回报。至此,“刘三姐”创作活动该到划句号的时候了,让我们深情地说一声:“别了,刘三姐!”
柳州市《刘三姐》创作组
1990年12月19日初稿
1993年1月16日修订
(选自柳州市文联《戏剧志》)
/home/main/zp/zp_xx.xsl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