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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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文化对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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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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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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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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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院学报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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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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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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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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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第2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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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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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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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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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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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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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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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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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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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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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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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刘三姐文化对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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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文化对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影响
在广西,无论是被传言为刘三姐故乡的贵港、宜州、罗城、桂平等壮汉族聚居地,还是边远的彝山、苗寨,逢年过节和各种喜庆日子,都有唱山歌的习惯。山歌(即民歌),作为广西各族人民代言传情的一种媒体,流传于八桂山村。唱山歌,不仅是各族人民族内族外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党政领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形势教育和鼓动百姓朝着伟大目标努力奋进的艺术方法和措施。而在当今,广西各族女同胞一唱起山歌,便想起刘三姐。许多女歌手从刘三姐传说与歌谣中获取艺术养料。
壮乡歌海造就刘三姐,刘三姐是广西各族女性形象的代表
这里,笔者首先对过去一些资料中关于刘三姐身世的提法,提出点异议。
据人类学理论推析和有关专家考证,有人说刘三姐“撒歌种”及昔日《岭表纪蛮》言刘三姐为“蛮歌之鼻祖”、“蛮人之善歌始于此”(刘锡蕃.岭表纪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作为艺术性的比喻说法,无可非议,作为历史事实而论,则有悖于客观事实。这是因为刘三姐的身世最多只能追溯到唐代。有宋代、元代、明代和清代人氏之说,却没有隋朝以前的传说。而民歌的产生则远远在唐代以前。早在商、周时代,各地民歌就颇为盛行,壮区亦不例外。壮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穴居时代。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记录的民歌中就有不少壮语歌。覃圣敏《略论古代汉语中的壮语》就举出数例,《诗经•大雅》“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之“猴”及《诗经•秦风》“经此奄息,百夫之特”中的“特”就是壮语词。“糇”在《说文解字》中译为“食也”,与壮人谓米、谷为“糇”相同;“特”在《广韵》中译为“雄也”,与壮语男性、雄性为“特”完全一致。《诗经》中有些句用汉语解释不清楚,用壮语解释便是通畅无阻,说明《诗经》的“诗”(主要是民歌)与各族民歌的历史源流有着密切关联(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第四辑)[Z].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欧阳若修等人合著的《壮族文学史》言及:壮族长期有言无文,壮族文学主流就是壮民长期口碑的民歌,民歌早于文字。著名的《越人歌》产生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时代。《越人歌》的产生和流传,与古越语有着密切相关,而古越语就是今天的壮语。所有这些都说明,被誉为唐代的壮女刘三姐,只能说是山歌传承者,而不是什么“蛮歌之鼻祖”、山歌的创始人。换言之,是壮乡的歌海造就了刘三姐,而不是刘三姐创造了民歌。而且自古以来,在岭南这片偌大的土地上,善唱山歌也远远不止刘三姐及其几位歌伴,应该说有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各族男女。相比之下,女性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受压迫最深,感情最容易激发,唱的歌比男性的要多,因此,在歌场上女性比男性各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于是出现刘三姐这样的歌手,成为各族女性形象的代表。
然而,当今社会上,特别是广西壮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人们总是把歌才与刘三姐身世及其故事联系起来。原因是刘三姐给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壮族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歌,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尤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刘三姐以超人的歌才,痛骂当时霸权势力,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你听:“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这是多么形象的比喻和恰如其分的夸张!受过旧社会苦难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听了这些歌,无不从心底里称快。对于广大贫苦乡亲来说,刘三姐亦用歌来点拨他们的心弦,鼓舞他们的斗志。于是出现“唱山歌,一人唱来万人和,唱得穷人哈哈笑,唱得财主打哆嗦”之类的咒世歌。与刘三姐同代或后世人跟随刘三姐唱歌。久而久之,刘三姐被传誉为歌仙,名留青山。
从人类学角度而言,古代人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人们常把自己崇敬的英雄、贤人、智者当作神仙来膜拜。正如高尔基所说:“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人们的教师和同事。”(高尔基.苏联民间文学[M]. 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于是在八桂山乡各民族女性的心目中,刘三组成了山歌的祖师,且将她神圣化。加之,唐代是仙话兴盛时期。人们深受道教巫术的影响,试图采用一些超人技术,修炼成仙,或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当代各族女歌手,将刘三姐当作自己的祖师,也情有可言。
从民间风情看,自古以来,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都有歌灯场上以歌相恋、以歌择偶的习俗。常有“竹篙打水浪飞飞,我俩结交不用媒,不用猪羊不用酒,唱首山歌带妹回”的山歌。此类山歌,不仅体现了当时民间客观存在的风俗,而且潜在着旧时男女青年面对封建家长制的一种叛逆精神,同时也符合当今社会恋爱婚姻自由的形势特征,符合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共同心愿,于是这些青年自然而然以刘三姐与李小牛的对歌求爱为他们谈情说爱的楷模。这种情状,对于男性来说,主要是个人喜好问题,若达不到目的,多半也是感情上的痛苦,不至于终身受害,而对于女性来说,由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给她们带来的是比男子更为惨重的灾难,因而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
在刘三姐的传说中,有不少地方说刘三姐到各地传歌。贵港(昔称贵县)传说刘三姐曾两度从当地(贵县)到广西桂平和广东阳春传歌,并从阳春一口石岩里升天。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大樟乡奔腾村有个相传为刘三姐传歌时住过的地方建立“三妹庙”。广西鹿寨县雒容镇传说刘三姐曾在当地高岩居住,当观音外出时,刘三姐就到观音常坐的莲花上唱歌。待观音回来时,三姐便出去传歌。广东连山瑶族自治县的壮乡都有歌堂。歌堂之夜,都是女先唱,男再答。相传这是因为当年刘三姐到此传歌时,路遇放牛的佛子,三姐以歌问路,佛子亦以歌对答。三姐走后,佛子看迷了变成石头座落在路旁,因此,当地壮人在山野、田垌、歌堂对歌,都是女的先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还有个传说,言刘三姐从邻县龙胜到三江的斗江、六甲、老堡三个地方传歌。在斗江,刘三姐同乡亲们相处同乐,她所唱的歌音调细腻而富有激情。而她去六甲时,因遇上大水,不能撑船过河,三姐隔河教歌,声音高亢,因而六甲歌的声调特别高昂。
以上传说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自唐代抑或唐代以后的一些时候开始,刘三姐形象就在岭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根,于是人们一唱起歌来,就想起歌仙刘三姐;一说起刘三姐,山歌便脱口而出。我们调查组到宜州、罗城,无论在城镇或山村,干部、群众接待我们的最高礼节就是对我们开唱山歌,真正是以歌代言,以歌传情,其中女性同胞唱得更频繁,也更动情。正如刘三姐所唱的:“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这里说的“没有好茶饭”,己经成为历史,面前摆着的是颇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好茶、好饭和好菜。可他们唱出这“没有好茶饭”一句歌词,来客不仅没有失真、虚假的感觉,反而倍感亲切。这是因为一听这首歌,主客双方的情绪都陶醉于当年刘三姐以山歌敬亲人的那种亲切、和谐及友好的氛围之中。笔者从这些事例中深感刘三姐文化品牌更多的是集中于民歌,更多地体现于包括壮、汉及所有的广西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民间优秀的口头艺术品。而这种口头艺术的传承者,主要是各族女性同胞。就是这些女性同胞,在旧社会绝大多数被压在社会底层,许多权利被夺,许多利益受损害,没有上学的机会,也没有走南闯北的经历,她们以歌声发出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以歌声打发内心真挚感情,使得民歌这种口头艺术世代流传,而且在某个民族文化鼎盛时期,有类似刘三姐的女性歌手脱颖而出。
同宗异曲,一义多腔,刘三姐汉语山歌将各族女性引上社会
喜唱山歌,习惯以歌代言,除了表达感情,活跃气氛,增进团结友谊之外,对于某个民族操不同方言土语的人们来说,是弥补语言交流障碍的一种手段。在桂西、桂西北彝族、瑶族和苗族的一些山村,与毗邻的云南、贵州省乃至越南高平、河广省边境山区相应民族,往往是用正常日语对话对不起来,不能直接交谈,可一唱起山歌,就有八成相通,彼此可以用歌交流。双方顿觉从数十里开外拉近距离至有相依相偎之感,原先那借用异族语言而陌生之意,一扫而光,往下就是你一首我一段,或互相问候,或互相抚慰,或互相嬉戏,一直唱到三更半夜,才依依辞别。作为平时极少出门的年轻女性来说,以歌代言,更便于展示她们含蓄的内心世界。若双方是未婚男女青年,更是以这种对唱,搭成相恋之桥梁,并有不少最终成为伉俪。
从众多的文字资料和民间口头传说来看,刘三姐是壮族姑娘,然而当今无论舞台上、银幕上的刘三姐或刘三姐家乡的人们唱的都是汉语山歌,其中又以广西的西南官话即桂柳话方言和粤方言汉语山歌为主,这正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趋势。汉民族是个先进民族,自秦汉时代开始,中原华夏人(汉族)陆续迁入岭南地区,并于当地定居下来。原先居住在这一带地区的壮族先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各个朝代的壮人逐渐以汉语民歌代替了壮语民歌。据宜州市一些老人回忆,新中国诞生初期,当地民歌既有汉语民歌,也有壮语民歌,城镇以汉语民歌为主,山村以壮语民歌为主。20世纪50年代开始,乡下的壮民进城当干部、当工人、做生息的人逐渐增多,唱汉语民歌的人也就越来越多。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山村少数民族出门走江湖、闯世界的人更多了,汉语民歌逐渐代替了少数民族语的民歌。如今除个别边远山村,少数上了年纪的人保持唱少数民族语民歌外,50岁以下的壮人,不论男女,均唱汉语民歌。这一趋势,使得各少数民族女性,从家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不断走上社会,步入多民族大地里,从而获得新的知识,新的感受。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女性,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她们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刘三姐的汉语山歌给她们予极大的启示,她们从中获得各方面知识,增强了她们的交际能力,为走上社会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
虽然唱的是汉语民歌,但这主要是形式上的变化,歌的内容仍以反映壮族生活为主(其他少数民族亦然),多唱本民族风土人情、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如“三月歌节搞歌赛,下枧河边摆歌台;壮姑台上做擂主,欢迎哥你攻上来。”这里指的“三月歌节,是壮人及别的一些少数民族(除汉族)特有的风俗。下枧河源自壮村,主要流域也都是壮民居住之地,“壮姑做擂主”也符合壮族对歌“女的先口开,男的后搭腔”的习惯。又如“三月初三是歌节,总想蚂拐配南蛇,歌王想找刘三姐,谁知碰上莫老爷”。这首歌所唱“蚂拐”(青蛙)、“南蛇”、“莫老爷”,都是壮族人时常提及,并作为某种人和事的代称,体现了地方性和民族特色。
在广西境内,汉语民歌唱得最多的是桂柳话次方言的壮族民歌,其次是桂柳话次方言的侗族、彝族和水族民歌。从韵脚上看,有些汉语壮歌或汉语各少数民族民歌按“十三辙”押韵规律唱就不会押韵,但用桂柳话来唱,它就押韵。如“牛角不失不过界,马尾不长不扫街;我若不是画眉鸟,怎敢飞到这里来”。若把“界”、“街”字按汉语普通话韵律归入“也斜”韵内,唱起来就押不了韵,亦即唱得不顺口,变了味儿。而把这“界”、“街”二字按桂柳话的习惯读音,归入“海来”韵内,就会押韵,听起来入耳入神。同样,“五六十岁学练武,看你手脚好生疏,绒毛鸭仔找打架,回回挨我叮对肉”。其中“肉”字若按普通话北京音,属“十三辙”中的“收”韵,与开头两句“武”、“疏”就押不成韵,而桂柳话“肉”属“十三辙”中的“姑”韵,就能与“武”、“疏”押韵。在曲调上,各族歌手尽可能采用本民族山歌曲调。这样,词是根据少数民族本土内容翻译的汉语词,曲是各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曲调,搭配起来所唱出的歌,汉族和别的少数民族听得懂,本民族听起来也不陌生,特别一些农家妇女,也听懂能唱,于是扩大了听众队伍,增加了宣传感染力度。
桂柳话汉语民歌之所以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桂柳话属西南官话,而西南官话在西南地区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广泛流行,各省区主言比较接近,便于民歌的交流。广西不少七言四句汉语山歌,由上述省区传入。这七言四句汉语山歌,用桂柳话又可以即来即唱,十分方便,于是兄弟省民歌传入广西越来越多。据覃桂清先生《刘三姐纵横》载,桂柳话民歌比广西境内其他语种民歌要多的原因,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广西讲桂柳话的民族具有大兴对歌的风俗。(覃桂清.刘三姐纵横谈[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这种风俗,比别的民族,别的语种民歌更为突出,不仅歌圩,节日对唱,就是平时也经常对歌。从对歌的方式看,多是彼此友好互表爱慕之情的对唱,以及按传统习俗互唱盘歌。而这种对唱或盘歌一般都是女问男答。除此之外,受刘三姐与三个秀才对唱故事的影响,进行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这种对歌,一问一答,或变答为问,生动活泼,变化万端。每首歌内客和韵脚都不相同,全靠歌手应急编出,不能中断卡壳,要在对方间歌后马上回答。答不出或久停者便是低能的表现,故有“唱歌莫给歌声断,吃酒莫给酒壶干”的说法。你来我往,首首都是创作的新歌。势均力敌的对歌,使不少善于随兴即唱,随编即答的女性歌手,在众多场合的磨练之中,获得丰富知识,增强思维能力,因而也发展了智力,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从而踏入社会大门,与男子一样,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她们的才智。
刘三姐精神鼓舞后世各族女性的健康成长
刘三姐被誉为歌仙,有超人的歌才。然而,综观刘三姐的身世,她不仅在唱歌、传歌方面给后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在对待旧社会强权势力,对待劳动,以及与周围人际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各族女性,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无论是一些地方史料记载、民间口头传说或经过创作加工的《刘三姐》戏剧、电影,都有众多的表现。
对封建势力强烈的反抗性,是刘三姐给各族女性留下的第一印象、无论是桂西北宜州、罗城等地流传的刘三姐故事还是在贵港、桂平、象州等地传颂的刘三姐传说,都说刘三姐是一位敢于同恶势力挑战的女子。1998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宜州市志》转载清道光八年(1828《庆元府志》和民国七年(1918)《宜州县志》言:相传唐时宜州下枧村一位叫刘三(女+大,左右结构,壮语音读“达”,意为姑娘)喜爱唱歌,其兄刘二怕得罪当地财主及官府,兄妹一同去砍柴时,兄趁妹在悬岸攀藤砍柴,将藤砍断,妹落水漂流到梧州,继续唱歌……这个“刘三(女+大,左右结构)”就是刘三姐的原型。后世人唱道:三姐砍柴藤上坐,摇手盘脚口唱歌,他哥看见心火燥,砍藤三姐跌下河。在那“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旧社会,作为贫苦农民刘三姐的哥哥,不敢与强权势力抗争,也有一定的理由。刘三姐则不甘受欺压,她用歌声发泄内心的愤懑之情,而且有一股“大路不平旁人踩,情理不合众人抬”的精神。这种精神,鼓舞着后世不少女性大胆向恶势力斗争。明代壮族瓦氏率兵抗倭寇就是个实例。自1396年日本倭寇袭扰我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州县,杀掠我居民,劫夺我财物,人民生活不安宁。1554年靖西籍田州士官岑猛之妻瓦氏,不顾近花甲年龄,披甲出征。她统领近7000人的俍兵,转战江苏柘林(今奉贤县境)及川少洼(今上海东)、王江径(今浙江嘉兴县境)等地。当地人民称赞他们:“花瓦家,能杀倭。还编《双刀歌》颂扬瓦氏和俍兵。瓦氏在民族危难之际,不辞劳苦,挺身抗倭,建立奇功,这在我国妇女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妇女中,是罕见的。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流传着20世纪30年代苗族妇女杨刚奶年老时扛枪杀敌的英雄故事,也同瓦氏抗倭一样,体现了女性强烈的反抗精神。诚然这些女性英勇作战的行为和精神,与刘三姐的形象不能相提并论,可它也说明在少数民族女性中,不断涌现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在对恶势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这点上是一脉相通的。这种精神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便是成了当家作主的态度。新中国诞生以后,由于妇女受到社会上人们的尊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许多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女干部、女教师、女医生、女计划生育委员,等等,她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在各行各业,发挥了半边天作用。而民歌,也成了她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动群众积极投入四化建设的一种艺术形式。她们把娓娓动听的民歌声从田角地边,从屋前屋后和狭小的民房里,带入公共场合,带上宣传教育群众、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动员群众为着一定的奋斗目标前进的政治舞台。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女歌手走出家门,以歌投入饭馆、酒楼、旅行社等服务行业,使得服务行业增添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提高了服务质量,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也是少数民族女性向旧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挑战的行为。
勤劳、朴实,是刘三姐给后世人留下的第二个印象。同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一样,刘三姐从小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以劳动维生。无论是志书、民间口头传说,还是经过加工创作作品中的刘三姐,也无论是壮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传说中类似刘三姐的歌仙,出现在广大受众面前的是一位勤勤恳恳,不求功名,不信从命运的农家姑娘。她不是在山上割草,就在河里撒网打鱼;不是在山上摘捡茶叶,就是在家里纺织、做饭,从来没有闲过手,歇过脚,其婉转动人的歌声,来自她活路劳作之中,就是兄弟姐妹及乡亲父老们来访,她也在劳动场所以歌敬之。
勤劳,这是各族劳动人民的本色。这种本色造就了刘三姐形象,这个形象又带动了千千万万各族妇女,在不同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在一些少数民族乡村,家庭妇女教育自己小女孩时,常常说:你看人家刘三姐,不但会唱歌,而且还是勤快的姑娘……于是,那些女孩子,从小养成热爱劳动,不怕艰辛的习惯,同时向周围的大哥大姐学唱山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到壮乡瑶寨,少数民族地区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改革开放、强民富国政策,广大妇女除了种好田地,确保粮食增产外,还发挥自己的专长,挖掘自身潜力,不断增加家庭副业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百色地区隆林、那坡、西林县的彝族、仡佬族和苗族妇女,以灵巧的心智,精制蜡染、挑花、刺绣、织棉和酿酒等传统工艺及特产,不断增加收入,改变经济上贫穷状况。就彝族而言,蜡染、挑花、刺绣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魏晋时期流传的反映彝族先民生活的神话故事中,就有这方面的叙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其先,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而产子……衣后着十尾臂胫蜡纹。”明万刻《贵州通志》对蜡染作释:“以蜡绘花于布而染,去蜡,则花纹如画。”蜡染图案,多为本民族妇女精巧的构思,有生活中常见的芡藜花、蕨花、水波纹等,还有连锁式的图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她们把这些土艺品推上市场,既提高了女性地位,也增加了家庭收入。
最后,试析刘三姐爱憎观念。刘三姐对霸权的代表——莫怀仁及其追随者一直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妥协,而对普通受害的兄弟姐妹百般同情、支持。她第一次与莫家冲突是为了保护兰芬不被莫官家抢去。第二次冲突是代表众人抗拒莫家霸山……最后一次当是抗拒莫家禁歌。这当中,刘三姐对财主的嘴脸、本质毫不留情地揭露,让广大乡亲看清财主的真实面目。然而,刘三姐对乡亲们极端热情,对怨恶她唱歌,甚至对她百般刻薄的哥哥(《宜州市志》刘二砍藤欲置妹妹于死地的记载)都十二分的耐心,从多方面说服她哥哥,激发她哥哥对财主愤恨之情,与乡亲们一道,同财主进行坚决斗争。
刘三姐这一径渭分明的行动,教育了姐妹们,也教育了后世女性。在刘三姐故事流传地区或观看过《刘》戏的少数民族女同胞,常常以刘三姐为榜样,对待周围的人。特别是对自己兄弟姐妹表现出极大的宽容。这种宽容会极大促进家庭和睦,民族团结,因而也促进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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